摩擦性失业等失业分类的内涵、特征与就业路向
考察近一年的全国失业率数据表可知,全国城镇失业率从2021年9月的4.9%波动上涨,2022年4月达到新的高值6.1%,全国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和外地户籍人口失业率与此趋势相同,均在今年4月达到新的高值,分别表现为本地户籍失业率5.7%,外地户籍失业率6.9%。再从就业年龄段区分而言,25-59岁人口城镇失业率基本与全国保持一致性波动趋势,在今年4月达到5.3%的新高值后有所下降,而其中16-24岁人口城镇失业率从2021年9月的14.6%波动上升,4月突破18%后继续上升,至7月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19.9%后,8月份开始下降为18.7%。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6-24岁的青年群体的就业支持客观条件和综合力度不足,同时也表明青年群体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一段时期内也因多方因素交织,较普遍地面临失业困境。与全国城镇失业率波动上升同时存在的,却是全国内平均薪酬的上涨,据智联招聘企业发布的《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38个核心城市企业的平均薪酬为每月1.0014万元,而伴随二季度的疫情冲击带来整个宏观经济压力局面下,二季度的平均薪酬却不降反升,涨至每月1.0341万元,环比上涨3.3%。
对大环境中的摩擦性失业可起有效缓解作用的是灵活就业形式兴起。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有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形式,比2020年上升5.36%,2022年整体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超过2亿人次。灵活就业在有效链接劳动力市场供需、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降低摩擦性失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激励创新创业。结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化技术运用于劳动力市场,各项数字平台极大地集成了市场变化情况,缩短了链接供需的反应速度,时间和空间上都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用工范围,推动了灵活就业新形式的发展。
三、解决失业压力问题的路向选择
(一)就业的基本面支撑与空间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国的现代化,从短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是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10],就业问题也需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推进现代化战略实施作综合考虑。就业问题的合意解决从基本逻辑关系看,首先应注重生产力、经济繁荣因素在基本面上的支撑。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就业机会”来源,随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已形成了由占据国民经济“56789”份额(具体指50%以上的政府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科技创新专利成果、80%以上就业,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与企业数量)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作贡献的局面,所以解决失业压力问题,本源上必须在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以深化配套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繁荣发展的努力中,贯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并伴随产业升级、城镇化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凭借中国经济客观上具备的仍有很大空间的“成长性”,形成充分就业市场的空间保障。
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两者之间有明显差距,每年尚可生成一千多万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空间仍十分巨大。而且伴随城镇新增就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将有长期特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待不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更为蓬勃的发展也成为必然趋势,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供给以及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服务业有效供给的就业空间,也随之扩宽。按第一二三次产业比重的演变规律,在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制造业之外,轻资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将涌现更大量的就业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更为细分的多样化服务业、个性化与定制化的服务供给机制,将更多生成就业机会。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除城镇就业人数与就业岗位增加外,中共十九大提出、国家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带动农村地区结合数字技术和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红利,涌现了众多“淘宝村”“淘宝镇”等新的企业形式,各乡村地区结合自身特色发展特色农林牧渔产业、新型乡村区域的产业和物流、康养、文旅服务业等,也可能大幅带动新发展阶段乡村地区的就业。
(二)就业市场引导:产业链向中高端跃迁和新兴服务业涌现
促进现有产业链向中高端升级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推动国家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必经之路,也必将与支持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相结合。频频引起社会争议的“35岁失业潮与下岗潮”等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现有产业链总体仍处在低端状态,对于富有经验的员工缺乏更具创新性质的中高端产业链予以容纳。产业升级中,要积极促成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在一些中低端产能转移后,尽可能在我国产业链上留下并生长出更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供给能力。应积极借鉴国内一些企业和企业集团“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功经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把本土产能位置,从“微笑曲线”的中部(加工)为主,向左右两端的“创意创新,树立品牌”和“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推举上去,力争逐步地更多掌握“微笑曲线”两端的主导权。伴随市场开拓与工业、制造业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过程,也必然更需有经验、有成长性的职业技术师与中高级工程师,从而涌现更多较高薪酬岗位。也需强调,培养能推动制造业、工业升级的高级人才,必然需要理论结合实践的长期工作经验积累,人才培养既需要职业技能的专项教育,更需依靠充分就业的基本底盘提供实践改进空间。
亚当·斯密指出了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而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有赖于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化、熟练化和合理配合。劳动者是整合分散的知识与技能的载体,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不同于简单直观的产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三次产业中的工业、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的产品更新、产业链升级与服务优化等形成的生产率提高,更多依赖于就业的劳动者依靠“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总结,因而在初始环节以政策措施和机制创新引导充分就业市场提供进步空间是很必要的,市场的试错空间与动态升级,能产生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中大量涌现的新兴服务业、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岗位,客观上形成市场化的人力资本培育的“大学校”。积极地以充分就业打开市场空间,市场开拓又会涌现更多就业岗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就业冲击下的短期调控:着力稳住经济大盘,动态优化疫情防控与合理运用就业过渡措施
1.短期调控首先要强调稳住经济大盘,积极对小微企业进行扶助
分析近年的新增就业岗位,已有论者(如陈全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作了仔细分析,基本结论是中国已不止是90%以上的新增就业由民营企业提供,而是100%以上,因为国企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原因,形成的就业岗位总体规模是净减少的,“亏空”的部分则由民营企业补上,而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形式存在。稳住经济大盘、稳住就业,需要积极对占据市场主要部分的小微企业提供帮扶措施。可借鉴2020年财政抗疫特别国债所筹集的部分资金直达基层,由政府贴息对小微企业提供便利、优惠的商业性贷款的经验,保障实体经济中最大量的小微企业运营与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流不断裂。保障最主要的企业群体能正常运转,才能保障整体的经济稳定、民生稳定,再力争经过恢复过程使增速在合理区间运行,衔接到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时间表中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要强调中国从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后,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若当前阶段继续回落至低速增长,整体上将失去超常规发展的优势,无法如愿实现追赶-赶超战略实施中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的缩小,而落入被动局面,就业压力也不能得到有效缓解。短期应对冲击后以稳住经济大盘衔接中长期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态势,最终才能达到2035-2049的既定目标。
2.关键问题上需处理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合理权衡,凝聚共识并动态优化
中国形成的“动态清零”抗疫技术路线已经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客观而言各国国情不同,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群体免疫”经验。但结合现实疫情变化趋势,可考证的科学事实已显示,新冠变异毒株传染力大大增加的同时杀伤力明显降低,对于抗疫措施的优化,不能简单延用初期的严防死守,动态中的优化要强调总结好本土经验,掌握好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弹性空间,进一步对接到就业潜力空间的释放。
3.短期调控可积极考虑缓解就业压力的过渡措施
2022年一季度后半期延续到二季度的疫情加剧等因素,导致上半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仅为2.5%,距离全年5.5%的既定目标存在较大距离,经济方面的冲击已是既成事实。国务院已就稳住经济大盘给出了通盘部署和工作指导,在此背景下,面对4-8月间的青年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压力局面,可适当采取过渡性的应对措施。如积极考虑引导毕业生基层过渡式就业的可能性,非强制分配方式下,可借鉴大学生村官计划,引导应届毕业生走向基层实际工作增长历练,缓解当期就业压力外,也可使毕业生在学校生活与社会工作间更为从容做好衔接。同时,应以政策引导、工作指导鼓励基层的乡村干部系统,跟上新型城镇化的演进思路广泛吸纳人才。对于原有的大学生就业签约的时间点要求,需依现实情况安排适当延期,对应届生身份与应届生档案予以一定时期内的保留,缓解短期内突出的就业压力问题。
(四)就业冲击下的中长期调控:重视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和以PPP模式带动就业,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有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1.中长期就业问题的解决需重视民企作用,对民营企业进行正向支持引导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指出企业家作为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领导者,在社会创业创新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要支持保障提供广大新增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发展,重视“关键少数”的企业家要素,培养民营企业良性的长期行为,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就业岗位。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要以多个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贯彻这样的指导精神,首先,亟应注重在问题导向下继续消除实际存在的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对民企人士释疑解惑,落实政策支持,使他们把“定心丸”吃到位。同时,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在发展中所产生的产业链、供应链和集群效应,已在创造新增就业、优化就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不仅催生了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相关的新职业,也让类似直播电商从业者、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岗位大量涌现。对于新兴数字平台等民营企业,在出现问题积极纠偏整改后的新阶段,应把“完成整改”紧密衔接于鼓励其更好创新发展之中,使其可创造的就业空间落到实处。其次,对于中央强调的抓住有效投资的放大作用方面,要利用好PPP这一创新机制,在对基建安排适度超前上使其作用得到更多更好的发挥,使社会资本与政府形成投融资方面的资金支持合力,既可带来综合绩效的提升,更可带动社会就业增加与国民收入增长。
2.加快统一市场的建设,保障人才要素在更公开透明信息下的跨区域合理自主流动,减少摩擦性失业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高标准法治化市场制度规则,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打破市场分割、不当垄断和地方保护,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特别是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11]。统一完备的市场建设大有利于链接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对于劳动者跨区域、行业流动带来的摩擦性失业,可起到极大的缓解作用,机理在于很大程度地降低各区域空间的信息不对称与跨区跨业的就业搜寻匹配的时间摩擦成本。良好的市场营商环境更能赋予市场主体信心,打开创业创新的空间潜力和增加就业的市场潜力。在给予各行各业信心与引领预期向好方面,政府需通过“自我革命”的改革更好发挥作用,在职能转变、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弱化政府作用而是要求政府职能合理到位。应积极总结上海自贸区经验,使企业遵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企业负面清单”,依靠自身优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地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政府方面则应使用“正面清单 责任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有权必有责”地约束政府行为,进行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和问责,最大限度健全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打开企业焕发潜力、活力的空间,这也将为社会带来伴随企业长期发展的更多就业机会。
3.国家层面应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配套,做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兜底制度安排
良好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者消除后顾之忧的有力保障。同时要注重考虑在我国实际生活中,灵活就业已成为愈益广泛的就业选择渠道,随灵活就业占比的提高,带来庞大自由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需求,国家层面要做好适应这一现实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细化与更新,推动劳动力市场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消费潜力的挖掘,长期内不应主要依靠有一种观点主张的全力刺激消费的手段,而应以有效投资作为大前提的关键性切入点,形成良好的可持续投入机制,不断形成就业机会积极带动劳动力市场上的充分就业,争取在中长期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带出更多收入岗位与培育中高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在社保条件配合下,对接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满足释放消费潜力的调控意愿,可持续地对接到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分阶段达成。
总之,伴随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依托于未来仍相当可观的经济社会“成长性”,在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中,城乡一体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产业升级与数字化带动的新型服务业,均是广泛就业路向的空间和市场保障。当下就业问题的解决,短期内要结合现实应对好当期关口冲击,把握好着力稳住经济大盘、动态优化疫情防控与合理运用就业过渡措施的关键要点;中长期而言,要注重处理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增加问题,必须强调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前提,短期稳住经济大盘后一定要衔接到经济中长期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趋势。应对就业问题的中长期选择,首先要有新增就业岗位的活力作支撑,而民营企业作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最重要保障渠道,必须贯彻好中央“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改善预期,健康发展。与之相应,需抓好有效投资的关键性带动作用,利用好PPP机制创新,引导形成适度超前的基建项目,从而扩大内需提升景气,带出更多就业机会。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繁荣与就业,亟应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中,加快统一市场建设步伐,打破劳动力自由流动壁垒与消除堵点,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就业市场摩擦,并积极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广大就业群体的保障兜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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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贾康,大变革时代的城市就业与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gOdNHXgu_bY4wK0GKesLrg
[1]【作者简介】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张晶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研究人员。
[2]王萍萍:就业形势有所好转稳就业需持续发力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7/t20220715_1886529.html
[3]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月度就业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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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